两次大战之间美国的普及教育

来源:文汇报 作者:陈晓兰 发表时间:2018-01-08 10:57
作者:陈晓兰 民国时期有过一个赴美旅行、考察、学习的热潮,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实业、教育、文化机构、公共媒体等各类机构派遣的外交人员、军政界官员、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驻美记者以及美国教会及公司资助或个人自费赴美留学、考察、旅行者,数以千计。他们中的大部分在赴美前后都是掌握实权或话语权者,有些则是在赴美之后完成了个人的转型,回国后在其专业和政治、文化领域发生影响。这些赴美考察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美国的教育。他们留下的旅美游记详细记录了对于美国教育的考察与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反思,除了提出改进建议,有的人后来还将这些考察经验运用于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教育与国民福祉、国家安全的密切关系,是这些赴美考察者不断强调的共识。 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伍廷芳的 《一位东方外交家看美国》 (陈政译,题名 《美国观察记》) 极力赞扬美国教育体制之完备、经费之充裕、学校分布之广、质量之优,学费之低,中小学教育之普及,即使最小的村野也设有学校,像怀俄明这样的农业州,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农家只要有三四名学生,政府便派教师到这些村子教授这些孩子们,因此,“即使最穷的人,也不能给自己做文盲找借口”。 1919年底,曾任云南省教育总会副会长、后一度代理云南省省长兼政务厅厅长、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的由云龙,由沪放洋,实现二十年游美夙愿。他于除夕日抵温哥华,乘火车五昼夜抵纽约,游历华盛顿、费城、波士顿、芝加哥、丹佛等二十多个城市,至1920年暮春时节由旧金山乘“中国号”轮船返国,此次游历重点考察了美国的教育与实业,回国后撰写 《游美笔谈》 (云南崇文印书馆1920年出版),详细介绍考察美国教育之情形,对于美国中初级教育及社会教育尤为重视。 据他调查,当时美国中小学义务教育最少8年 (7-14岁),最高达12年(6-18岁)。美国教育的个性化、多样化体现在南、北部及各州在学制、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上的差异。如北部诸州实行八、四制 (8年小学、4年中学),南部则实行六、三、三制 (6年小学、3年初中、3年高中),而所谓六、三、三制也不以生理年龄而是以心理量度法为标准分级。在选科制上,中学多属分科教授,少则两三科,多则十余科,有国语、外语、商业、农业、手工、建筑、家事、美术、师范、理科等,除必修科目外,有必要的选修课供学生自由选习。 城市学校重社会、工业教学,常附设于大学。乡村学校重农业畜牧、四围天然物产智识和技能之培养,认为乡村所受教育若与城市一律,则与环境不相适应。譬如,为使儿童所受教育与其所处之境遇与将来事业相应,伊利诺州某一乡村小学,除国语、历史、地理外,设农产实习科,为奖励儿童作业,又设种黍、饲豕、养鸡、园艺、制作罐头各种俱乐部。学校附近之田野,为儿童作业之用,猪栅、鸡棲相望。但是,乡村父母宁多费钱财送儿童至城市就学,教员也宁愿在城市教学。因此,教育家们力主改良乡间学校,提出改良之法:择僻静地区建一联合学校,投以充足之经费,建设宏大之校舍、齐全其设备,增加教员薪金。当时全美公立中学一万八千余所,师范学校三百余所,职业学校六百余所,高等教育机构1041个。政府所拨教育经费12亿美元,中小学经费1880年时为7800万,1920年增加到8亿。 欧战以前,美国趋向文化教育、公民教育、职业教育,欧战后尤其强调文化教育、公民教育。教育宗旨:“全国儿童均有同等机会受同等之教育,以发达其能力人格到最优良之程度”,“公民教育强调公民之常识、社会义务之必要;职业教育则旨在养成人民均有独立自营生活之能力;文化教育在于使人民于道德、文化人格均齐发展”。一战后体育得到广泛重视,因为一战征兵时百分之二十应征者身体不合格,于是战后促进儿童健康组织接踵而起,其中,以纽约医学院“改良学校儿童营养委员会”为前身的全美“儿童健康促进会”最为活跃,他们研究儿童身体状况,组织国立委员会研究解决儿童营养问题,提出促进儿童健康法,诸如要求全国所有公立学校对儿童进行定期体检,配备常规设备称量体重、身高,订立标准考察儿童身体营养及发育状况,将儿童在校健康状况记录连同学业状况记录作为学校生活全部评价之标准,应用于儿童劳动之许可证的发放中,并将研究、实验所得之结果,通知各教育、慈善团体以资改进,通过宣传,唤起公众对于儿童健康的要求,教授公众保持儿童健康之方法。 1925年,曾任江苏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钱用和赴芝加哥大学主修教育,1929年秋归国后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并在省立镇江中学、上海暨南大学兼课,1931年被任命为遗族女校校务主任,后任宋美龄秘书。钱用和在赴美之时曾抱两种使命:考查欧美教育、调查西方文化。因为她赴美前的教育工作经历,钱用和尤其注重美国初中级教育的考察,利用各种机会考察芝加哥城市和远郊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乃至贫儿教育、聋哑人教育。她认为美国教育由“自然教育”进而“生活教育”进而“环境教育”,学校教育“寓于天然环境陶冶中,使人生于生活上感乐趣而奋斗,其环境不良者,必设法改良之”。 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包含幼稚园、小学、初、高中部,以杜威的“自然教育”为创校宗旨、办学理念,以养成学生自主能力,发展个性,使之适于团体生活而成为社会有用之人才,而“不特为大学教育之预备而设”。她曾参观芝城附近一所乡间学校,该校设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美国儿童的天真活泼和好奇心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午膳时间,学生托盘自取食物,谈笑而不喧哗,“美人处处以人生自然天性,须以发泄机会,于自然生活中守相当之秩序。我国学校因食时谈笑之嘈杂,遂纳自然天性于训练围范中”,结果又“默然而食”。膳后参观初中部社会科教学,教师讲授埃及、希腊文化,并请钱用和演讲,她讲埃及、希腊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之比较。 她曾参观一所偏僻的乡村小学,这所学校只有教师一人,学生十七人,校舍一幢,一讲台,一火炉,图书室、预备室、食堂、休息室均在一处。就是这样规模的一所小学,政府每年补贴4万美元,相当于中国当时一所大规模中学一年的费用。她参观一所职业学校,该校宗旨和课程设置的标准是:“个性”和“群性”平均发展,促进儿童特殊兴趣和才能,给儿童生活之知识、技能与生活上之自然、快乐及满足。个人活动和团体活动时间均分,丰富多彩的团体活动如音乐队、戏剧团、新闻报、运动会、校市等,给学生创造与人共同合作的机会。她参观美国最著名的一所盲人学校,该校的地理教学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各种地图均由学生创作,用木块、废纸堆成地图,经纬界线、山脉河流,丝毫不紊。感叹:“天下无废人,教育实万能,于此益感国内教育之重要,亦即急起直追。使有目者不盲,盲目者皆明,教育之则更无贷矣”。在她看来,尽管美国教育经费非我国财力所及,但是美国学校之组织方法却可以借鉴。(钱用和 《钱用和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年) 不可否认,以当时的中国现实作参照,亲历美国的中国人不可避免地会将美国教育理想化,或者将自己的教育理想附着在对美国教育的观察与叙述中。实际上,现实中的美国教育依然存在着现实与理想相去甚远的矛盾,问题层出不穷。 1943年,时为天津 《大公报》 驻美记者的严仁颖,跑到美国商务部纽约办事处的统计室,搜集当时美国的文盲数据。他被告知,1940年的数据还未出来,现成的有1930年的统计:美国人口9872万多,文盲428万多,占全国总人口的4.3%,其中白人文盲占文盲总数的2.7%,大部分文盲是黑人和其他各入籍侨民,其中10-19岁者占3.1%,20-34岁者占6%,65岁以上者占9.7%,文盲比例与年龄成正比。存在这些数量的文盲在美国似乎无关紧要,但美国人认为文盲对美国的人力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次大战时,美国征兵局根据应征入伍者所填表格判断他是否文盲,对于有文盲嫌疑者,则要对他进行测试,譬如回答“一头牛和一只老虎哪个大”、“一个人能跳十哩远吗”诸如此类的问题,竟然发现有15万人测试不及格,于是,征兵局设法在短期内进行扫盲。1940年底美国征兵局统计发现,有35万人用 十 X  代替签名。而在需要大量技术人员的现代化军队里,许多工作文盲是无法胜任的。一战时,美国每100个应征者中有5个大学生、4个中学毕业生、12个中学生。二战时,每100个应征者中有11个大学生、33个中学毕业生、28个中学生。可见两次大战之间,美国普及教育的进步速率。(严仁颖 《旅美鳞爪》,天津大公报馆1947年发行)(陈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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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晓兰 民国时期有过一个赴美旅行、考察、学习的热潮,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实业、教育、文化机构、公共媒体等各类机构派遣的外交人员、军政界官员、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驻美记者以及美国教会及公司资助或个人自费赴美留学、考察、旅行者,数以千计。他们中的大部分在赴美前后都是掌握实权或话语权者,有些则是在赴美之后完成了个人的转型,回国后在其专业和政治、文化领域发生影响。这些赴美考察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美国的教育。他们留下的旅美游记详细记录了对于美国教育的考察与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反思,除了提出改进建议,有的人后来还将这些考察经验运用于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教育与国民福祉、国家安全的密切关系,是这些赴美考察者不断强调的共识。 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伍廷芳的 《一位东方外交家看美国》 (陈政译,题名 《美国观察记》) 极力赞扬美国教育体制之完备、经费之充裕、学校分布之广、质量之优,学费之低,中小学教育之普及,即使最小的村野也设有学校,像怀俄明这样的农业州,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农家只要有三四名学生,政府便派教师到这些村子教授这些孩子们,因此,“即使最穷的人,也不能给自己做文盲找借口”。 1919年底,曾任云南省教育总会副会长、后一度代理云南省省长兼政务厅厅长、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的由云龙,由沪放洋,实现二十年游美夙愿。他于除夕日抵温哥华,乘火车五昼夜抵纽约,游历华盛顿、费城、波士顿、芝加哥、丹佛等二十多个城市,至1920年暮春时节由旧金山乘“中国号”轮船返国,此次游历重点考察了美国的教育与实业,回国后撰写 《游美笔谈》 (云南崇文印书馆1920年出版),详细介绍考察美国教育之情形,对于美国中初级教育及社会教育尤为重视。 据他调查,当时美国中小学义务教育最少8年 (7-14岁),最高达12年(6-18岁)。美国教育的个性化、多样化体现在南、北部及各州在学制、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上的差异。如北部诸州实行八、四制 (8年小学、4年中学),南部则实行六、三、三制 (6年小学、3年初中、3年高中),而所谓六、三、三制也不以生理年龄而是以心理量度法为标准分级。在选科制上,中学多属分科教授,少则两三科,多则十余科,有国语、外语、商业、农业、手工、建筑、家事、美术、师范、理科等,除必修科目外,有必要的选修课供学生自由选习。 城市学校重社会、工业教学,常附设于大学。乡村学校重农业畜牧、四围天然物产智识和技能之培养,认为乡村所受教育若与城市一律,则与环境不相适应。譬如,为使儿童所受教育与其所处之境遇与将来事业相应,伊利诺州某一乡村小学,除国语、历史、地理外,设农产实习科,为奖励儿童作业,又设种黍、饲豕、养鸡、园艺、制作罐头各种俱乐部。学校附近之田野,为儿童作业之用,猪栅、鸡棲相望。但是,乡村父母宁多费钱财送儿童至城市就学,教员也宁愿在城市教学。因此,教育家们力主改良乡间学校,提出改良之法:择僻静地区建一联合学校,投以充足之经费,建设宏大之校舍、齐全其设备,增加教员薪金。当时全美公立中学一万八千余所,师范学校三百余所,职业学校六百余所,高等教育机构1041个。政府所拨教育经费12亿美元,中小学经费1880年时为7800万,1920年增加到8亿。 欧战以前,美国趋向文化教育、公民教育、职业教育,欧战后尤其强调文化教育、公民教育。教育宗旨:“全国儿童均有同等机会受同等之教育,以发达其能力人格到最优良之程度”,“公民教育强调公民之常识、社会义务之必要;职业教育则旨在养成人民均有独立自营生活之能力;文化教育在于使人民于道德、文化人格均齐发展”。一战后体育得到广泛重视,因为一战征兵时百分之二十应征者身体不合格,于是战后促进儿童健康组织接踵而起,其中,以纽约医学院“改良学校儿童营养委员会”为前身的全美“儿童健康促进会”最为活跃,他们研究儿童身体状况,组织国立委员会研究解决儿童营养问题,提出促进儿童健康法,诸如要求全国所有公立学校对儿童进行定期体检,配备常规设备称量体重、身高,订立标准考察儿童身体营养及发育状况,将儿童在校健康状况记录连同学业状况记录作为学校生活全部评价之标准,应用于儿童劳动之许可证的发放中,并将研究、实验所得之结果,通知各教育、慈善团体以资改进,通过宣传,唤起公众对于儿童健康的要求,教授公众保持儿童健康之方法。 1925年,曾任江苏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钱用和赴芝加哥大学主修教育,1929年秋归国后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并在省立镇江中学、上海暨南大学兼课,1931年被任命为遗族女校校务主任,后任宋美龄秘书。钱用和在赴美之时曾抱两种使命:考查欧美教育、调查西方文化。因为她赴美前的教育工作经历,钱用和尤其注重美国初中级教育的考察,利用各种机会考察芝加哥城市和远郊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乃至贫儿教育、聋哑人教育。她认为美国教育由“自然教育”进而“生活教育”进而“环境教育”,学校教育“寓于天然环境陶冶中,使人生于生活上感乐趣而奋斗,其环境不良者,必设法改良之”。 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包含幼稚园、小学、初、高中部,以杜威的“自然教育”为创校宗旨、办学理念,以养成学生自主能力,发展个性,使之适于团体生活而成为社会有用之人才,而“不特为大学教育之预备而设”。她曾参观芝城附近一所乡间学校,该校设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美国儿童的天真活泼和好奇心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午膳时间,学生托盘自取食物,谈笑而不喧哗,“美人处处以人生自然天性,须以发泄机会,于自然生活中守相当之秩序。我国学校因食时谈笑之嘈杂,遂纳自然天性于训练围范中”,结果又“默然而食”。膳后参观初中部社会科教学,教师讲授埃及、希腊文化,并请钱用和演讲,她讲埃及、希腊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之比较。 她曾参观一所偏僻的乡村小学,这所学校只有教师一人,学生十七人,校舍一幢,一讲台,一火炉,图书室、预备室、食堂、休息室均在一处。就是这样规模的一所小学,政府每年补贴4万美元,相当于中国当时一所大规模中学一年的费用。她参观一所职业学校,该校宗旨和课程设置的标准是:“个性”和“群性”平均发展,促进儿童特殊兴趣和才能,给儿童生活之知识、技能与生活上之自然、快乐及满足。个人活动和团体活动时间均分,丰富多彩的团体活动如音乐队、戏剧团、新闻报、运动会、校市等,给学生创造与人共同合作的机会。她参观美国最著名的一所盲人学校,该校的地理教学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各种地图均由学生创作,用木块、废纸堆成地图,经纬界线、山脉河流,丝毫不紊。感叹:“天下无废人,教育实万能,于此益感国内教育之重要,亦即急起直追。使有目者不盲,盲目者皆明,教育之则更无贷矣”。在她看来,尽管美国教育经费非我国财力所及,但是美国学校之组织方法却可以借鉴。(钱用和 《钱用和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年) 不可否认,以当时的中国现实作参照,亲历美国的中国人不可避免地会将美国教育理想化,或者将自己的教育理想附着在对美国教育的观察与叙述中。实际上,现实中的美国教育依然存在着现实与理想相去甚远的矛盾,问题层出不穷。 1943年,时为天津 《大公报》 驻美记者的严仁颖,跑到美国商务部纽约办事处的统计室,搜集当时美国的文盲数据。他被告知,1940年的数据还未出来,现成的有1930年的统计:美国人口9872万多,文盲428万多,占全国总人口的4.3%,其中白人文盲占文盲总数的2.7%,大部分文盲是黑人和其他各入籍侨民,其中10-19岁者占3.1%,20-34岁者占6%,65岁以上者占9.7%,文盲比例与年龄成正比。存在这些数量的文盲在美国似乎无关紧要,但美国人认为文盲对美国的人力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次大战时,美国征兵局根据应征入伍者所填表格判断他是否文盲,对于有文盲嫌疑者,则要对他进行测试,譬如回答“一头牛和一只老虎哪个大”、“一个人能跳十哩远吗”诸如此类的问题,竟然发现有15万人测试不及格,于是,征兵局设法在短期内进行扫盲。1940年底美国征兵局统计发现,有35万人用 十 X  代替签名。而在需要大量技术人员的现代化军队里,许多工作文盲是无法胜任的。一战时,美国每100个应征者中有5个大学生、4个中学毕业生、12个中学生。二战时,每100个应征者中有11个大学生、33个中学毕业生、28个中学生。可见两次大战之间,美国普及教育的进步速率。(严仁颖 《旅美鳞爪》,天津大公报馆1947年发行)(陈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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